首页 >> 烛光闪耀 >> [学者笔谈]梁建:商学院教授的良心与责任[图]

■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理应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16-2001)于1985年写下的一段话:在我们确定研究计划,明确研究方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我们关于人性本质的看法更为重要和影响深远,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也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相应的制度设计。

■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管理学研究不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而无视我们的价值观,毫不思考我们研究和教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它们就有可能会像委托-代理理论那样误导管理实践,对社会发展造成伤害。

就在美国安然公司(Enron)丑闻余音未散的时候,以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低迷和持续衰退。在反思这些危机的时候,人们史无前例地开始将矛头指向我们的商学院,指向了商学院近几十年所传播的思想和观点。无独有偶,国内的商学院近期也引起了广泛地非议,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中心。无论是“房卡故事”、“资源重组理论”等夸大其词的传闻,以及南方某大学准备开设“超级富豪班”等被误读报道,都在一时间甚嚣尘上。这些社会舆论一次次将商学院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拉入大众视野,一次次拷问着商学院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底线。作为置身其中的一名商学院教授,我们有责任去直面这种质问,积极地思考商学院存在的社会价值,一名商学院教授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伟大的管理思想一直在推动着社会进步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理应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实现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要变革,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把人类文明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这样评价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使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发现与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当我们在叹服于工程师们推动的技术进步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贡献。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建立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闪烁着伟大的管理思想。社会科学家贡献的光辉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工业革命既是一次生产技术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关系变革。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我想谈到的第一个人。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斯密贡献了两项极具有价值的思想:劳动分工和对劳动者勤奋的奖励。他提出基于专业分工的生产协作可以显著地增加社会财富:“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国富论》第一章)。与此同时,斯密强调劳动者的工资是对其勤奋的奖励,与其它各种人的品质相似,勤奋应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提高劳动者所获得的奖励。斯密的思想直接催生了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工业企业。在这些企业里,劳动者因为自己的劳作可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物质奖励。这一思想彻底解放了中世纪以来资本家一直强调以低工资维系劳动者对其依赖的传统思维,鼓励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向往。斯密的思想不仅催生了现代工厂,而且了直接推动了市场交换机制的建立。它使得公司成为了整合个体经济能力的载体,扩展了一个经济单位所能掌握和支配的资源,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从而开启了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新篇章,成为工业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

当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两位社会科学家的关注和思考。来自德国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在考察了英国工业革命进程后,逻辑严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弊端,准确地预言了由于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而造成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危机。面对过于贪婪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经历了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哈佛大学教授梅奥(George Myao, 1880-1949)在霍桑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社会文明缺失的问题。他认为基于专业分工的工业生产破坏了以往的农业社会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现代企业的价值和功能定位,重塑一种适合于工业生产的社会规范: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应该成为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一个场所。这一思想唤醒了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被物质主义蒙蔽的心灵,被追逐财富而扭曲的灵魂,使得他/她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关注周围的人,关注他/她们所在的社会。

对现代管理学理论和实践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伟大人物是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是有多重需要的。在满足低级需要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一种高级需要,是一种驱使人们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每一成员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让一个爱画画的人去画画,让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去做音乐。基于这种对于人性的假设,现代管理学在上个世纪七、八年代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管理理念的重心逐渐由权威和控制转向了如何在工作中维持员工承诺和激发个人的主动性。在这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企业不再被视为仅仅是一个创造利润、满足需要的地方,而是变成了一种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场所;管理不再被视为一种基于等级权威的控制,而是如何在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努力为员工实现个人价值而创造合适的组织环境。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为工业革命以来寻求在现有的组织框架内整合雇主和员工利益的各种尝试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

我在这里略有繁琐地回顾这些伟大的思想,目的只有一个——-回顾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1916-2001)于1985年写下的一段话:在我们确定研究计划,明确研究方法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我们关于人性本质的看法更为重要和影响深远,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也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相应的制度设计。正是这些关于人性的伟大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企业的管理实践,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没有什么比一个坏的管理理论更加危险

在强调伟大的思想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商学院教授因为自己不恰当的理论而给社会造成的伤害。伦敦商学院的Sumantra Ghoshal教授在2005年曾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例,分析了一个坏的管理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委托-代理理论中,职业经理人被假定为自私的。由于他/她们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所有者不应该相信经理人能够全心全意地完成他/她们的工作——-即最大化股东的利益。为了克服代理问题,所有者必须监督和控制这些经理人,使得经理人的利益和股东达成一致,以此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助长了一系列糟糕的管理实践:扩大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影响,以使得他/她们能够影响企业的管理决策过程;分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色,以降低后者的决策权限;实现公司控制,通过恶意收购,以除掉不称职的经理人;通过设置股票期权,使得职业经理人必须毫不犹豫地追逐股东的利益。而作为职业经理人,为了最大化股东利益,他/她们又必须了解员工应该做什么,下达详细的指令,利用他/她们职权在企业内对员工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以防止各种损害企业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

很不幸的是,正如Ghoshal教授所指出的,现有的研究表明这些管理实践并没有真正地提高组织绩效,反而严重地影响了组织中的信任气氛。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往往都是自我预言式(self-fulfilling)的:我们经理人既是这些理论的对象,又是它们的顾客,我们的理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经理人,改变他/她们行为最终趋于我们的理论预期。当我们的理论假设人们是自私的、是在不停地追逐着自我利益的时候,建立于这种假设基础上的管理模型就会强化现实中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不管一开始这种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它最后会得到某种程度的证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委托-代理理论在实践中不仅强化了机构投资者的权力,而且最终影响了政府的管制制度和法庭的审判标准,最终为这些糟糕的管理实践赢得社会的正当性。因此,Ghoshal教授认为委托-代理理论非但没有帮助企业控制和减少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指引了糟糕的管理实践,在实践中创造和强化了这些机会主义行为。

在文章的最后,Ghoshal教授借用勒温(Kurt Lewin)提出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具有实用价值”的论断,提出“没有什么比一个坏的管理理论更加危险”。他警告我们,很多引起社会危机的管理实践大多源自近30年商学院一直宣扬的观点,我们的很多理论正是引起这些实践的罪魁祸首。在完成这篇文章后,Ghoshal教授就黯然离世了。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商学院的教授们。在Google Scholar中,Ghoshal教授的文章在发表后不到7年的时间内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1500次。

商学院教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商学院教授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在企业家成为在工业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的同时,商学院教授有幸成为这个社会中对这批社会精英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群体。对于历史的回顾如此清晰地向我们呈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好的管理思想会极大地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社会;而一个坏的理论则会误导企业实践,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经济学家John Keynes教授在1953年曾经说过,社会科学家的观点,不管其是否正确或是错误,都会对社会产生超出我们预期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无疑承担着更多的道德责任。成立于1941年的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在其创会之初,就将“通过管理学研究和教育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作为其宗旨之一。最近,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也将“有责任的学术”(Responsible Scholarship)列为协会的核心价值之一。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管理学研究不应该是价值中立的。如果我们以科学的名义而无视我们的价值观,毫不思考我们研究和教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它们就有可能会像委托-代理理论那样误导管理实践,对社会发展造成伤害。

在经济快速发展催生的巨大管理教育需求推动下,国内商学院近年来从社会上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商学院近一时期引起的社会争议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作为一名商学院教授,面对社会转型期弥漫的急功近利、物质至上、以及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更应该勇于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商学院建成为一个传播诚信、正义和公平的场所,引领中国社会建立一种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工业社会秩序。为此,商学院教授应该更多地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角度去思考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从纯粹经济学的思维中去寻找答案。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研究选题,都应该以造福人类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为最终目的。我们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在研究中忽视伦理道德约束,挑战人类的良知,滥用我们的学术自由。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商学院教授去涤污荡垢、引领社会时尚。商学院应该是一个伟大思想诞生和传播的地方。它的社会角色是引导社会风尚和企业实践,而不应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不应该成为向社会传播错误观点和价值观的发源地。

学者小传

梁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学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学博士(2007年)。2011年应邀担任香港理工大学领导力与组织创新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美国管理协会(Academy of Management)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中国区联络人。美国管理协会会员;中国管理国际研究会会员。2008年入选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2009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1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研究兴趣为员工主动性行为、领导行为、组织中的社会交换关系、企业伦理等。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情境对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已经在包括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篇),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nual Conference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等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和学术年会上发表论文,并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家等中文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作者]: 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