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烛光闪耀 >> [学者笔谈]蒋勤:社会学与历史学的“跨界合作”[图]

 

■ 21世纪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数据存储、交换方式的剧变。而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各种新旧史料同时迎来“数位化”时代。 

 

■ 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社会流动最主要的优势是它可以进行多变量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在这方面,历史学和社会学关注的视角确有不同,但却是互补的。 

 

■ 社会学建立数据库的方法可以人物关系为中心,进行社会网络方面的分析;并且更易描绘变量间关系,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 

 

■ 中国传统时代的科举、文官选拔制度与传统炼铁技术,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较早地达到了成熟且稳定的阶段。但一旦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其现代转型,又异常困难。

 

  

 

自去年底到历史系工作后,常有人会问:“你是学社会学的,为何选择到历史系工作?”在学科分野日益清晰的今日学界,这种选择略显异类。不过对历史的强烈兴趣,决定了我更容易被一个强调跨学科合作的历史系所吸引。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跨学科合作团队及其丰富的史料收藏,为对历史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

  

 

“大数据”时代的计量史学 

  

 

21世纪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导致数据存储、交换方式的剧变。而伴随这一时代潮流,各种新旧史料同时迎来“数位化”时代。无论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爱如生的《基本古籍库》、《方志库》等传统文献,还是《人民日报》为代表的纸质媒体,都相继成为可以全文检索的数据库。而由傅衣凌先生开创的利用民间文书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在新史料方面同样得到了很大发展:以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为代表的民间文书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大量历史数据的“数位化”使得人文学各专业研究者面临方法上的挑战。“计量史学”在历史学界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20世纪的法国年鉴学派当中,就有不少利用数量化方法研究物价与经济变动的经典研究。后来美国新经济史的兴起又将计量史学推向一个新阶段。但在国内历史学界,利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的,依然只集中于少数领域。因此,“数位化”历史数据的可得性之增强,客观上要求增强跨学科合作。引入社会学的方法,深耕传统史料,抑或利用新史料扩展研究领域,显然是传统学科重要的新生长点。 

 

倚重新史料是中国历史学既有传统,但研究新史料本身从不等同新史学。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社会学,无论是处理传统史料还是新史料,都须从问题出发,寻找理论、方法和材料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在此基础上,社会学与历史学可以相互借鉴。社会学可以在资料整理、数据库建设、研究设计、分析方法等诸多方面提供支持,以期更有效地利用新旧史料来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 

 

当然,这种“跨界”合作总会面对各方的质疑。有些历史学家会问:“这些史料能够量化吗?量化研究能够检验的问题往往比较粗浅,那是不是有意义?”而有些社会学家同样会说:“非抽样的历史数据真的能进行统计分析?”这些问题,我想没有简单的答案。历史材料确与基于抽样调查的社会学数据不同。但不可否认,计量方法能帮助我们用一个更客观的维度去解读史料。 

 

我先以博士期间所做清代的精英流动为例,说明社会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历史学的传统史料时如何相互借鉴。我还会分享在利用历史系所藏民间文书新史料时的一些研究经验。

  

 

清代的精英流动 

  

 

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既受到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方向的定量方法训练,又受到导师龚启圣教授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重要影响。龚先生指导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利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根据我本人的兴趣,龚先生建议我博士论文做清代的社会流动与精英竞争方面的研究。于是,我把所学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了典型的传统史料——人物履历上,探讨中国社会史中的重要问题,即传统时代的精英流动。 

 

在现代社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种想法依然激励着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孩子们努力学习。而高考制度到底促进教育平等,还是带来分化亦是社会热点。而传统中国在前工业社会就设立了针对普通男性平民的向上流动的机制,即科举制度。伴随科举又有系统的文官选拔机制。这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无疑是“早熟”的制度。去年6月仙逝的何炳棣先生,在其1962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中,根据进士题名录、举人贡生同年齿录等科举履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明清时期大概有40%左右的进士出自于平民家庭。因此他认为科举带来了相当大的社会流动空间。但关于这一点,存在很大的争议。韩明士(Hymes)等人则认为这种流动是个假象,并认为何先生低估了财富的作用。那么科举制度到底带来了多大的社会流动?财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流动?这一悬而未决的争论成为我开展此项研究的原始灵感。 

 

何先生希望通过分析科举精英的家庭背景来讨论整个社会的流动水平。但社会学提醒我们,在社会总体职业分布情况不明时,只分析精英的社会构成,不足以确定社会的整体流动水平。因此,我把关注点从总体社会流动,转向精英内部向上流动的机制与过程,用教育获得和职业流动的理论和方法,来讨论清代社会精英的流动模式。根据420卷的《清代硃卷集成》,我建立了一个包含4000余名举人详尽履历的数据库。我还从国家图书馆所藏各省《同官录》中,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建立一个包含600余名官员详细履历的数据库。 

 

利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社会流动最主要的优势是它可以进行多变量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多变量分析可以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看某个变量的“净作用”。同时,发现变量之间统计关联后,仍须对其因果机制和作用过程进行讨论。在这方面,历史学和社会学关注的视角确有不同,但却是互补的。 

 

下面以科举中式年龄为例来说明社会学和历史学解释路径的异同。我博士论文分析了举人考取进士的决定因素。考中举人时的年龄是能否考中进士的重要解释变量:考中举人时越年轻,既表明能力比较强,也代表有较多机会参加进士考试,因此中进士机会越大。以往研究对各级考试的中式者年龄,都有论及,比如张仲礼先生、Elman先生都发现举人平均中式年龄是30岁左右,进士是35岁左右。而我进一步发现官绅子弟考中举人时比平民子弟平均要年轻3岁左右。

 

对此社会学会从更具普遍解释力的教育获得理论出发进行解释。首先是能力遗传说。科举世家之子弟智商较平均水平高,因此中式时更年轻。其次是教育投资说。官绅家庭拥有更多资源可让子弟进入好学校、聘请更好的老师等,而这也可降低中式年龄。而历史学则擅长根据历史情境给出解释。首先,有清一代,捐纳制度作为科举之外的辅助性选官制度一直存在。官绅子弟可能会选择捐官而更早退出考试,因此我们观察到的官绅家庭出身的举人都经过“自我筛选”,即只有那些天资好的人才出现在样本中。其次,明清两代都有“官年”一说,即在官方场合谎报出生年份。或许官绅子弟作假时更有恃无恐,于是出现官绅家庭子弟中举时更年轻的现象。而通过对照年谱等民间记录,我们又基本能够确定相当部分人的真实出生年份。

 

除了检验社会学的理论解释外,研究者同样要直面历史学提出的解释,才能使研究具有历史感。统计结果表明,能力说和捐纳退出说更可能成立,而教育投资说和“官年”差异说则证据不足。这就加深了我们对前工业社会精英流动当中的能力和财富作用机制的认识。

 

 

“在地”与“有机”的石仓研究

 

 

我从旧史料进入到新史料,纯属偶然。石仓是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的一个村落群。本系曹树基教授的团队在这里陆续发现了8000多份契约与执照,以及300多本民间账簿。2008年秋,曹老师应邀来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并开设一门研究生研讨课。在课堂上,曹老师在分享其做研究经验的同时,更注重跟学生讨论其在解读包括石仓文书在内的新史料过程中的各种困惑,并由此展开合作研究。在曹老师指导下,我利用其中一本1820年的铁炉账簿,完成了一篇关于清代炼铁业的论文,重现其组织方式与生产过程,并计算其利润率。然后曹老师与我合作修改此文,并投稿发表。这是我利用建数据库方法分析新史料进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起点。

 

炼铁业是解开石仓社会经济变迁内在逻辑的钥匙。当地阙氏家族在炼铁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逐渐沉淀于土地,便留下了大量契约;物化为住房,便留下十几栋精美的、每栋占地2000余平方米的大宅院;融入于文化与教育,便造就若干保存至今的祠堂、庙宇,产生一批拥有初级功名的人及其科举账簿和捐纳监生的执照等。

 

以往中国传统手工业研究中,因材料的限制,关于土铁业的微观研究比较少见。我通过建立数据库,把石仓族谱、账簿、契约、执照的人物信息与交易信息勾连起来,像拼图一样来还原与分析石仓在一个半世纪间(18201959年)传统炼铁业之兴衰。接续前面的铁炉账簿研究,我最近开始整理、分析光绪以后石仓文书中土铁业的相关材料。研究初步发现,面对价格低廉、加工精细的洋铁制成品、半成品之竞争,土铁业的衰落依然经历了夹缝求生式的演变过程:炼铁业与铁器加工业,尤其是铁锅业,在光绪年间的石仓依然活跃。而根据1955年石仓炼铁互助小组与1958-1959年石仓大炼钢铁的材料,我重新评估了传统炼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效率。研究发现传统铁砂炼铁法是一种成熟的炼铁技术,然而铁砂和木炭这两种原材料的双重限制,以及其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组织方式,注定其无法与现代焦炭、精铁矿配合的大高炉炼铁进行竞争。

 

在最新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我对这些年来利用石仓契约、账簿进行研究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归纳为“在地”与“有机”的民间文书分析模式。“在地”分析指的是把所有资料都放回到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变迁当中去,不脱离地方情境。而“有机”分析以人物为中心,把家户内部、不同家户、不同家族的民间文书,进行各种形式的匹配。“在地”是历史学的长项。而社会学的量化方法,则可以帮助研究者进行各种“有机”分析。具体而言,社会学建立数据库的方法可以人物关系为中心,进行社会网络方面的分析;并且更易描绘变量间关系,进行更为精细的分析。

 

中国传统时代的科举、文官选拔制度与传统炼铁技术,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较早地达到了成熟且稳定的阶段。但一旦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其现代转型,又异常困难。我时常庆幸自己有这么好的机缘,研究选题能直抵中国近代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重要问题。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这个拥有跨学科研究团队与大量新史料的平台上,我希望能抓住机会,发挥所学,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跨界合作方面做更多有益且有趣的尝试。

 

 

学者小传 

 

 

蒋勤,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现利用历史系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所藏清代民间文书开展相关专业研究。

 

蒋勤本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社会学,师从杨善华教授。     

 

2006-2012年间,师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龚启圣教授,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社会科学。博士论文题目为“Essays on Social Mobil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ttainments in Civil Exams and Officials‘ Career Mobility”(《中国帝制晚期的科举竞争与官员职业流动》)。

 

2010年底,蒋勤与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合作的《石仓冶铁业中所见清代浙南乡村工业与市场》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文章于20133月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12年底,就任现职,2013年春季,开设研究生课程《计量史学》,2013年秋季,拟开设公共选修课《科举与中国社会》。

[作者]: 蒋勤